北京大學藝術教育的傳統

 

葉朗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名譽院長 

 

    北京大學建立於1898年(光緒24年)。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1917年1月4日 , 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早在 1912年蔡先生就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就曾發表《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強調美育的重要性。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開始大力實施美育。一方麵,他本人親自在北大開設美學課,並著手編寫《美學通論》,另方麵,他在北大組織“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音樂研究會”(“畫法研究會”和“書法研究會”於1922年8月合為“造型美術研究會”,“音樂研究會”於1922年12月改為“音樂傳習所”),聘請徐悲鴻、陳師曾、蕭友梅、劉天華、胡佩衡、陳半丁等一批著名藝術家到北大授課和指導學生的藝術活動。由於蔡元培先生的努力,北京大學成了一所藝術氣氛十分濃厚的大學,並且很快成為全國的美育和藝術教育的中心。 

    就是從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開始,北京大學形成了重視美育和藝術教育、重視美學研究和藝術研究的傳統。這是一個極其寶貴的傳統。

 

 

    第一, 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帶有鮮明的人文色彩,並且有著很強的學術性。 

    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理念的指導,這就是 蔡元培 先生的美育思想。所以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帶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初建時的宗旨是“研究音樂,陶養性情”, 1920 年 10 月修改章程,宗旨改為“研究音樂,發展美育”。美育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麵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內涵就是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所以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從一開始就沒有停留在技術的層麵,而是自覺地引導學生去追求一種更有意義和更有價值的人生,去追求人生的完美化。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中外的教育史都證明, 一所大學如果十分重視藝術教育,如果它的藝術教育有著豐富的人文內涵和人文色彩,那麽它所培育出來的學生總是更富有活力,更富有創造力,更富有進取精神,具有更開闊的胸襟和眼界,具有更深刻的人生體驗,具有更健康的人格和更高遠的精神境界。

    與此相聯係,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顯示出很強的學術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方麵,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下,北京大學十分重視美學理論的研究,因為美學是藝術教育的靈魂。當時有 鄧以蟄 先生教美學,之後朱光潛先生、宗白華先生這兩位美學大師又先後到北大任教。 這使得北大的藝術教育有了一種學術的、理論的依托,並且在形而上的層麵上形成了一種優勢。 這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方麵,就是長期以來在北京大學從事藝術教育的教師大多數都是具有深厚文化修養的學者,是學者兼藝術家,或者說是學者型的藝術家。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一說。

 

    例如鄧以蟄先生(1892-1973)。他是清代大書法家鄧石如的五世孫。他本人的隸書、篆書都達到很高的境界。同時他又是哲學家、美學家和書畫鑒賞家。他曾經擔任北大哲學係的主任,長期講授美學、美學名著選讀、西洋美術史等課程,並且寫了《書法之欣賞》、《畫理探微》、《六法通詮》等學術著作。他是學者兼藝術家,是學者型的藝術家。

    又如蕭友梅先生(1884-1940)。他先後留學日本和德國,不僅學習音樂,而且學習哲學和教育學。他在萊比錫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樂器考》(1916年)。 1921年蔡元培聘他到北大任教,同時有兩個職位,一個是哲學係講師,一個是“音樂研究會”導師(後來任“音樂傳習所”教務主任)。他除了教學和組織、指揮管弦樂隊,還創作了《春江花月夜》等近百首歌曲以及大型合唱曲、大提琴曲和管弦樂曲,同時他又編寫了《鋼琴教科書》、《小提琴教科書》等大量教材,寫了《和聲學》、《普通樂學》等理論著作和《中國音樂的比較研究》等理論文章。 蕭友梅 先生是學者兼藝術家,是學者型的藝術家。

    又如陳師曾先生(1876-1923 ,又名衡格)。他祖父陳寶箴是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是著名詩人,弟弟陳寅 恪 是著名曆史學家。他的家庭背景使他從小打下了極其淵博深厚的國學基礎,使他的山水、花鳥和篆刻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他還寫了《文人畫之價值》等學術論文。他與齊白石交誼極深,他的藝術思想對齊白石影響很大。他勸齊白石自出 新意,推動齊白石開始“衰年變法”。他在藝術教育方麵的成就也非常大,王雪濤、王子雲、李苦禪、劉開渠、俞劍華等人都出自他門下。 陳師曾 先生也是學者兼藝術家,是學者型的藝術家。

    再如沈尹默先生(1883-1971)。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書法家。他初學歐陽詢,後學褚遂良,晚年張揚二王,影響極大。但他同時又是學者。早在 1913 年他就受聘為北京大學中 文係 教授,並參與編輯《新青年》雜誌。他寫的古體詩詞清新秀逸,也很受讚揚。 沈尹默 先生是學者兼書法家,是學者型的書法家。 季羨林 先生曾對“學者書法”有精妙的論述。 季 先生說:“學者書法不僅講求書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書法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學者書法不僅僅是藝術,而且是文化,同時也是學者對漢字的美化和文化化。從學者書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學者的文化修養和寬宏眼界。”“學者書法”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在北京大學一百多年的曆史上,有很多著名學者都是書法家。他們深厚的學養,使他們的書法作品具有 季 先生所說的深厚的文化意味,從而有特殊的審美價值。

  

 

    現在我們進入了 21 世紀。北京大學作為一所綜合大學,特別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學,在新世紀發展藝術教育,仍然要重視美學和藝術理論的研究,並且要著重培養藝術研究和藝術教育的高級人才。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培養實踐型的人才,要培養專業藝術家(特別是那些要求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實踐類專業)。有人看到我們重視美學,認為這就表示我們忽視藝術,看到我們強調學術性,強調培養理論人才,認為這就表示我們輕視藝術實踐。北京大學的曆史可以表明,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例如 宗白華 先生,他是哲學家和美學家。他從哲學和美學的高度研究中國古代繪畫、書法、園林、舞蹈,提出了許多原創性的見解。藝術界的朋友公認, 宗 先生對中國藝術的見解極其精深微妙,藝術界至今沒有人能超過他。又如我們前麵提到的鄧以蟄、蕭友梅、陳師曾、沈尹默等等先生, 他們深厚的學識,他們的哲學、美學修養和理論研究,並沒有妨礙他們的藝術實踐,而是拓寬了他們的胸襟,涵養了他們的氣象,培育了他們的人生感、曆史感和宇宙感,因而從精神—文化的層麵上提升了他們的審美境界。

 

    第二,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從一開始就顯示了素質教育和專業教育並重的特色。

    在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的指導下,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從一開始就麵向全體大學生,顯示出素質教育的特色。當時的藝術教育主要有三條途徑。第一條途徑是課堂教學,先後開設了“美學”、“中國美術史”、“西洋美術史”、“中國古樂學”、“中國雕塑史”、“音樂史”、“和聲學”、“樂理”、“作曲法”、“合唱”、“視唱”、“西洋弦樂器”、“中國管弦樂器”等理論和實踐課程,還有各種藝術講座。第二條途徑是組織各種藝術社團和研究會,有“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研究會”、“戲劇研究會”、劇藝社、提琴社、歌詠團、民間舞蹈社、攝影社,等等。這裏要特別提一下“穀音社”,這是研習昆曲的社團, 1935 年春成立,由俞平伯任社長,聘請吳梅為導師。( 俞平伯 先生 和 夫人許寶馴的昆曲都唱得很好,俞振飛常為他們吹笛伴奏。)第三條途徑是舉辦音樂會,建設藝術博物館,營造一個藝術的環境和氛圍。如“音樂研究會”平均每月要舉辦兩三場音樂會。 1919 年 4 月 19 日 在米市大街青年會舉辦第一場大型音樂會,由 蔡元培 先生親自主持,樓上樓下擠滿一千多人,盛況空前。“音樂傳習所”成立後一共舉辦過 34 次音樂會,平均每月兩次。又如 1946 年從西南聯大返京複校之後,當時的文科研究所和北大博物館曾收藏了很多有價值的曆代藝術精品和民間藝術品,包括書畫、服飾、工藝品、佛像、陶瓷、漆器、碑帖等等(有許多是本校教師和社會人士捐贈的),為北大營造了一個富有曆史感和文明感的環境和氛圍。

 

    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不僅有素質教育的一方麵,而且有專業教育的一方麵。也就是說,北京大學從一開始就承擔了培養藝術專門人才的任務。我們經常提到北大1922 年 12 月在“音樂研究會”基礎上成立的“音樂傳習所”。這個“音樂傳習所”其實是中國現代最早的高等專業音樂學校。由蔡元培兼所長,蕭友梅任教務主任。實行學分製。教師有楊仲子、王露(王心葵)、劉天華等人。還有外籍教師。楊仲子留學日內瓦音樂學院,主修鋼琴和音樂理論。王露是古琴家、琵琶家。“音樂傳習所” 1923 年招收學生 44 人。一共辦了 5 年( 1927 年被北洋軍閥政府下令停辦)。培養的學生有冼星海,是音樂大師,還有譚抒真、吳伯超等人,後來都成了有名的音樂教育家。

    這裏還應該提到, 1918 年創立的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國現代最早的高等專業美術學校),在 1927 年曾並入北京大學,當時稱美術專門部。 1928 年改稱藝術學院。在這段時間內,齊白石曾在校任教。

    近 10 多年來,我國許多綜合大學紛紛建立藝術學院,北京大學也建立了藝術學係,並正在加緊籌辦藝術學院。由於 1952 年我國高等教育實行院係調整之後,在很長時間內我國隻有單科性的藝術院校,所以藝術界有些人對於綜合大學辦藝術學院是否合理表示懷疑。其實,如上所述, 我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所音樂學院就誕生在北京大學,我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美術學院也曾是北京大學的一部分。 而且從世界範圍看,凡是著名的綜合大學,都建有藝術學院,如法國巴黎大學就有造型藝術學院、藝術和考古學院,美國哈佛大學有視覺與環境藝術設計係、美術史和建築史係、音樂係、設計學院、戲劇藝術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美術史和考古學係、藝術係(含電影、美術、戲劇等)、音樂係,英國牛津大學有羅斯金美術學院、音樂係和美術史係。我國現代著名作曲家、音樂教育家黃自( 1904-1938 )就畢業於耶魯大學音樂學院( 1929 )。這些世界著名大學都建有藝術院係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培養藝術家,特別是培養大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一方麵需要專業知識和專業技巧,另方麵還需要深厚的文化、哲學、文學和科學的修養,需要有多學科的支持。 就前一方麵來說,單科性的藝術院校占有優勢,就後一方麵來說,綜合大學則具有單科性藝術院校所沒有的優勢。綜合大學的多學科的環境在客觀上會推動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相互交融,這對於培育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麵,學藝術的學生可以從別的學科中吸取營養,如 李苦禪 先生當年在北大畫法研究會學繪畫,同時又在中文係旁聽,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另方麵,其他學科的學生也可以到藝術院係學習藝術,發展自己的藝術才能,其中就有可能湧現一批非常優秀的藝術家。就這方麵來說,可以舉燕京大學為例( 1952 年院係調整後,燕京大學的文、法、理科都並入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有音樂係,培養了一大批著名的音樂家,如後來曾擔任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作曲係主任,並曾主持籌建北京師範大學藝術教育係的 張肖虎 教授,著名歌唱 家茅愛立 女士,著名歌唱家、音樂教育 家鄧映易 教授等等。同時,燕京大學的其他係科也出了一大批藝術家,如政治係的焦菊隱,後來成了著名的戲劇導演;英文係的劉北茂(劉天華的弟弟),後來成為著名的二胡作曲家,解放後擔任中央音 樂學院 教授,培養了大批音樂人才;同是英文係的黃宗江,後來成了著名戲劇藝術家和電影藝術家;又同是英文係的沈湘,他兼修音樂,後來成了中央音樂學院聲樂歌劇係的主任;又同是英文係的李維渤,後來也成了中央音樂學院聲樂歌劇係的教授,他還曾在中央實驗歌劇院擔任聲樂教師兼獨唱演員,在《茶花女》、《蝴蝶夫人》等著名歌劇中擔任主要角色;還有哲學係的孫道臨,後來成為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新聞係的石方禹,後來也成了著名的電影藝術家;等等。可以看到,綜合大學的文化氛圍和多學科的環境,對於培養藝術家確有自己的優勢。所以我認為,那種籠統地反對綜合大學創建藝術學院的意見是不妥當的,對於我國藝術學科的建設和藝術教育的發展是不利的。

 

    

    

 

    第三,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立足於中國文化,實行中西兼容、雅俗並包的路線。 

    北京大學的藝術教育有一個立足點,這個立足點就是中國藝術和中國文化。這是一百年來一以貫之的,而且是所有在北京大學從事藝術教育的學者和藝術家的思想中十分明確、十分自覺的。 宗白華 先生是後來到北京大學擔 任 教授的,但是他 1921 年從德國寫回的一封信卻可以代表當時在北大從事藝術教育的學者們的共同的思想。 宗 先生在信中說:“我以為中國將來的文化決不是把歐美文化搬來了就成功。中國舊文化中實在有偉大優美的,萬不可消滅。譬如中國的畫,在世界中獨辟蹊徑,比較西洋畫,其價值不易論定,到歐後才覺得。”“我實在極尊崇西洋的學術藝術,不過不複敢藐視中國的文化罷了。並且主張中國以後的文化發展,還是極力發揮中國民族文化的個性,不專門模仿,模仿的東西是沒有創造的結果的。”(《宗白華全集》第 1 卷第 321 頁) 宗 先生在西方文化的照射下,更加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的價值和光彩。這並不是不要學習西方,但是決不能把模仿代替自己的創造,不能把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作為中國文化建設的目標。我想, 20 世紀的曆史已經證明,而且 21 世紀的曆史還將繼續證明, 宗 先生這些論斷和主張是正確的,是充滿智慧的。特 別宗 先生說的“極力發揮中國民族文化的‘個性'”這句話,包含著深刻的真理。

    北大的藝術教育有著很濃的中國文化的色彩。 王心葵先生由章太炎先生推薦到北大教古琴,開創了古琴教學進高等學校的先例。 吳梅先生、 許之衡先生先後在北大講授昆曲,又開創昆曲教學進高等學校的先例,被當時上海的報紙稱為破天荒的大事。

    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藝術家,多數都曾赴歐洲、日本留學,但他們創作的藝術作品,都有鮮明的中國民族文化的個性和色彩。如蕭友梅先生,他在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組織 15 人的管弦樂隊,他自己任指揮,不僅演奏貝多芬的第五、第六交響曲,同時也演奏他自己創作的富有中國韻味的《新霓裳羽衣曲》。他創作的《春江花月夜》等歌曲以及大提琴曲《秋思》,也都富有中國文化的韻味。

    立足於中國文化,同時又實行中西兼容,雅俗並包,這是北京大學藝術研究和藝術教育的傳統。從理論研究的層麵說,北大的學者從來就是走的中西兼容(中西交融)、雅俗並包的路線。例如朱光潛先生,他一生化很大力氣翻譯和介紹西方美學,他翻譯了柏拉圖《文藝對話錄》、《歌德談話錄》、萊辛《拉奧孔》、黑格爾《美學》(三大卷、四大冊)、維柯《新科學》,這些都是西方美學的經典著作。同時,他又對中國美學有極其深入的研究。他的《詩論》就是一部研究中國詩學的著作,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宗白華 先生也是如此。他翻譯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對歌德作了非常獨到的闡釋,同時,他對中國哲學、中國美學、中國藝術有極為深刻的研究。這是中西兼容。還有是雅俗並包,既重視古琴、昆曲、交響樂這樣的高雅藝術,也非常重視研究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北大早在 1918 年就開始征集歌謠,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都參與此事。 1920 年成立了“歌謠研究會“,並出版《歌謠周刊》。到 1926 年已收集歌謠 13000 多首,並由顧頡剛等人編輯成書(《吳歌集》、《北京歌謠》、《河北歌謠》、《山歌一千首》等等)。

 

  

    在藝術教育和藝術創作的層麵也是如此。如“音樂研究會”一共設立五個組,其中三組是古琴、絲竹、昆曲,還有兩個組是鋼琴、提琴(後來增加唱歌一組)。 1919 年 4 月 19 日 舉辦的第一場音樂會,表演節目有昆曲、古琴、洞簫、絲竹、笙簫琵琶合奏,也有鋼琴、提琴、獨唱、合唱。後來“音樂傳習所”的簡章就明確規定音樂傳習所“以養成樂學人才為宗旨”、“一麵傳習西洋音樂(包括理論與技術),一麵保存中國古樂,發揮而光大之。”又如 劉天華 先生,他是“音樂傳習所”的國樂教師,教授二胡、琵琶。他也主張中西融合,追求改進國樂。他創作的《良宵》、《光明行》、《燭影搖紅》等二胡曲,都吸收了西洋音樂的技法。 劉 先生認為,改進國樂,“必須一方麵采取本國固有的精神,另一方麵容納外來的潮流,從東西方的調和和合作之中,打出一條新路來”。

    傳統是一種資源,傳統是一種財富。如果我們能充分開發和利用這種資源和財富,我們的藝術教育和藝術學科建設就有可能站到一個別人所沒有的高度,從而形成特色,形成優勢。

    傳統又是一種精神氛圍,一種精神力量。一所學校有沒有這種精神氛圍,給人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一個人生活在這種精神氛圍中,會油然產生一種曆史感,一種崇高感,一種使命感,這種曆史感、崇高感、使命感會鼓舞和推動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新的創造,開拓新的境界。

 

 

 (本文摘自《北京大學校報》藝術學院建院專刊 2006年4月15日 第1088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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